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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那头的黄老汉沉默了几秒钟,林纾几乎能听到他有些急促的呼吸声。过了一会儿,黄老汉才用一种带着明显愧疚和不安的语气,支支吾吾地说:“领导……我……我对不住您……我跟您说实话吧。”

原来,问题出在农机经销商身上。当时黄老汉订购的确实是“500”型,经销商开的发票也是“500”型。但发货时,经销商却告知“500”型全国缺货,要等半年,但手头有“300”型的现货,可以便宜三万块钱卖给他们,并且“拍着胸脯”保证,帮他们“操作”一下,补贴照样能按“500”型的标准拿到。对于急于在采茶季前用上新机器的黄老汉来说,这个提议充满了诱惑。他明知不合规,但在经销商的再三怂恿和“包票”下,还是动了侥幸心理,默许了这种做法。

听到这个解释,林纾心中那块沉甸甸的石头,才算落下了一半。黄老汉的错,更多的是源于山里人的短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,而非主观恶意的诈骗。

林纾用温和而坚决的态度,处理了青峰山乡茶叶合作社的“型号乌龙”事件。

他没有一棍子打死,而是指导黄老汉主动向县农业局说明情况,退回了多领的补贴款,并补齐了所有合规手续。

同时,他也将那个“聪明”的农机经销商列入了黑名单,通报全县,禁止其参与任何政府采购和补贴项目。

这次经历,对林纾的触动极大。它像一声警钟,让他清醒地认识到,单靠制度的文本和少数人的抽查,构筑的防线依然是脆弱的。人力的监督,总有其极限。当他一个人驱车往返数百公里,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山坳里的问题时,那些他没去过的地方,那些他没看到的人,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?

一种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他心中升起:必须建立一个超越人力、覆盖全局、能够自我预警的系统。这个系统,不仅要防“大奸”,更要防“小恶”;不仅要靠干部去监督,更要让阳光成为最好的“杀毒剂”,让每一个普通村民,都成为制度的“哨兵”。

这个想法,在他脑中盘旋酝酿了数周后,逐渐清晰成一个具体的方案。在一个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,他作为特邀代表,用十五分钟的时间,详细阐述了一个名为“西郊县智慧惠农资金阳光监管平台”的构想。

他的构想,核心有三:一是“数据天网”,二是“全民探头”,三是“能力地基”。

这个在当时听起来颇为新潮的提议,却意外地得到了县委陈书记的大力支持。陈书记当场拍板:“人民的钱,就要放在人民的眼皮子底下。这个平台,要建,而且要高标准地建好!”

于是,在接下来的半年里,西郊县的政务系统,经历了一场深刻的“数字化革命”。

一个由县纪委、农业局、财政局和信息技术中心联合组成的攻坚小组成立了。